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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打压华为是战略级的，华为代表的是厚创新，即使华为并没有侵害美国利益，但也由于“树大招风”被点穴。目前，华为不仅掌握了5G的产业技术制高点，还具有强大的产业组织实施能力，中国不仅可以通过5G+产业互联网加速走向数字经济，还能在全球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抢占先机。打压抖音是战术级的，抖音代表的是薄创新，抖音通过918博天堂的算法与数智技术能够精准推送数字内容于受众，也就是国内所说的引导“舆情”。抖音在美国防疫抗疫中，难免存在一些策略性失误，以至于引起川普拿来开刀。就战略级打压而言，一定是基于科技创新、产业技术、经济发展、数字安全等方面的考量；就战术级打压而言，往往是基于社交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

伴随中国的大国崛起，“一超多强”的结构将逐步改变，由传统超级大国和新兴超级大国主导科技、产业、经贸、资本、安全与意识形态的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格局将难以避免。与此同时，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领域在技术标准、技术路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等方面最终出现两个体系亦将再所难免。在此背景下，无论华为，还是抖音，将有一批国家企业在两个体系的竞合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代表国家推进国家战略或参与全球战略实施。

近年来，一种承担着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产业化、人才集聚和科技金融等综合性功能的新型研发机构大量涌现。根据新型研发机构所承载的主体功能不同，可将其分为以研发为主、以转化为主及全链条综合型三类。研发为主的新型研发机构，聚焦创新链上游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等功能，着重原始创新，发挥以研发源头创新撬动产业发展的杠杆作用，解决特定关键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转化为主的新型研发机构，聚焦创新链中下游的成果转化、创业孵化、资源对接等，其特点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发挥平台渠道作用，吸引相关专业机构进入平台，推动关键原创技术在产业中应用，提供各类科学技术服务，促进科技型企业的孵化与育成。全链条综合型新型研发机构，则不再局限于服务科技创新活动的某个环节,而是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融为一体，形成了从上游源头创新到下游产业化的全产业链技术创新体系。

追溯其发展，国内新型研发机构起步于上世纪末，其“新型”的内涵，源自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四不像”理论，但关于什么是新型研发机构，我国很长时间内都没有统一的界定。直到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政策文件均提出要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正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员。2019年9月，科技部发布的《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对新型研发机构进行了统一定义：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独立法人机构。

我们认为，新型研发机构区别于传统国立研发机构往往体现在四个方面的“新”字。一是“建设模式新”，建设主体日趋多元，除政府、高校、大院大所外，越来越多的龙头企业、科研骨干等开始深入参与到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中，既能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又能规避单一主体的制度障碍。二是“平台功能新”，平台功能更加多元化和集成化，新型研发机构兼具高端资源配置、新型研发及组织、技术转移及硬科技创业四大功能，以原始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人才培养为核心，同时集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和科技投资等功能于一体。三是“运行机制新”，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普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投管分离，独立运作，在科研立项、人事管理、绩效激励等方面更加灵活。四是“支持方式新”，政府财政资金不再以各种专项名义规定使用领域下达，而是可整体下拨，由新型研发机构自主使用并与其服务企业的绩效直接挂钩，既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产业扶持、政策引导作用，又有效利用了市场机制。

简而言之，新型研发机构就是具有新研发属性的技术源头与产业创新平台。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立足共性技术研发使前端与后端相贯通，不仅是前中后端的贯通，还是从后端往前延伸，做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二是立足研发跳出研发，将产业技术源头、创业企业源头、产业人才源头、科技服务源头等有机结合；三是既不是从科研到产业的中介，也不是单边的技术供给，而站在产业发展高度成为产业创新服务平台，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者；四是不仅仅是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还是大企业或平台型企业将成为承担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创新的重要依托力量。

再以美国打压华为和抖音为例。对于华为的打压，不仅将华为及其在全球几十家附属公司（研究院）列入“实体清单”，还借助“长臂管辖”限制利用美国技术超过一定比例的供应商为华为供货，还迫使诸多国家或地区与华为不合作、或在一定时期内拆除华为的相应设备。而对于抖音海外版的打压，直接限期要求抖音要么关闭在美业务、要么转让，此后略有有限的善意表达。无论是对于华为的打压，还是对于抖音的打压，在企业、行业、国家等层面分别会产生不同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以华为为例，短期内华为的高端手机将成为绝版、海外市场受挫，使得华为业务发展受到重要挫折；将进一步倒逼华为走向全产业链模式，诸多行业的垂直分工模式将难以为继；也使得国内很多行业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从“贸工技”走向“技工贸”。

如今，对于应对美国的科技霸权，我们不仅需要有应有的反思，还需要有必要的战略考量。这种反思，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基础研究、产业基础能力、产业组织能力的反思，不仅要更加重视基础教育与基础研究，还要通过硬核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更要通过上中下游的协同联动发展提高产业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尊敬的、影响世界的伟大企业，一定是更具有适应性、友好性的公司，可以参与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这种考量，就是在全球产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领域，由中美主导的两个体系是难免的，但这不意味着两个体系的对抗或者脱钩，而是需要找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共处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中国更需要尊重由美国主导的技术标准和游戏规则，但也完全可以在新经济领域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建立由中国主导的游戏规则和技术标准。并且当美国越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越需要更加开放，学习和借鉴一切优秀成果为己所用。对于不同的挑衅，在国家层面并非是“一对一”的“硬碰硬”，更需要强调战略性、未来性，保持战略定力，以发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必过于在策略与战术上一一回应。

一是在源头上是否契合产业、根植产业、引领产业。也就是说，你所引进的机构、搭建的平台，是否是与地方的产业需求相契合，是否是围绕哪些主导产业、特色产业聚合哪些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搭建哪些平台，尤其是能否引领哪些产业发展。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为了引进而引进，为了国家级而国家级。只有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才能逐步形成更加垂直、更加鲜明的产业生态，才能够让平台载体扎根、进而发酵。只有站在产业技术发展前沿，才能引领产业发展，而不仅仅是支撑产业发展。

二是在灵魂上是否有具有企业家精神、战略科学家视野的领军型产业组织者。确定了引进什么样的机构、搭建什么样的平台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由一个什么样的人去牵头做。这种人一般不是半路出家的、招摇撞骗的、想来当官的、书呆子类型的，而是能够站在产业发展高度，能够准确把握产业发展方向及趋势，能够充分调动、配置各方面政策资源、创新资源、产业资源、服务资源的，用做产业的方式做事业、做事业的方式做产业的行业领袖。

三是在制度上如何实现人的价值驱动。核心是与这个产业组织者及其团队的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发展机制等方面相应的制度安排。没有好的制度，拥有再好的产业组织者及创新团队，也都不会长久。这其中，很多事业单位一般都搞不好这些平台载体，主要原因是不但难以出现产业组织者人才，还难以形成足够的、必要的制度安排。

四是在政策上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核心是哪些该支持，哪些不该支持；在不同发展阶段都该不该支持、该如何支持、支持多少等等。很多时候，陷入该支持的不支持，不该支持的支持。而应该是，纯公共产品属性的加大支持强度，准公共产品属性的优先支持，类公共产品属性的或市场化的引导足以。前期多支持，中期逐步减少，未来要形成自生的造血机制。

一是身份是法定机构而非临时机构。1973年台湾颁布了《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置条例》，成立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定位于非盈利型、任务导向的产业技术应用研究机构，职能是研究开发产业技术、向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台湾当局提供充足而稳定的经费支持，而在专业方向制定、研究活动开展以及经营策略上，工研院则自主管理和运作；研究开发重点是实用技术，重点围绕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进行应用性研究开发，向企业提供技术转移和各项工业技术服务。新型研发机构的理想状态是社团法人，而非一般的民办非企业、企业或者事业单位。当然，伴随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与产业大破大立，如今的新型研发机构越来越需要与基础研究相结合。

二是政府“输血”与产业“造血”相结合。工研院作为财团法人，工研院创办资金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捐助，主要收入来源于合同研究开发和技术服务。开办初期政府提供充足而稳定的经费补贴，如1973～1983年政府补贴占其费用支出的60%；之后工研院的主要经费来源于研究开发项目经费和技术服务经费，实现没有政府补贴情况下的收支平衡。在产业技术创新、服务与供给过程中，工研院往往与企业建立联盟，研发项目大都与企业合作进行，政府资助一般不超过该项目预算支出的50%。

三是技术跟着人走而非跟着资本走。工研院实行技术与人员向企业整体转移和人才流动机制，基本形成研发、储备、流转相结合的发展结构。在向企业转让技术成果或将成熟技术推向社会兴办企业时，往往是技术和人员整体向企业转移，流动率在12～30％，同时不断从大学和留学人员中吸纳新人，形成“一批人双向流转、一批人研发创新、一批人储备培养”的机制。

四是企业家市场驱动而非科学家兴趣驱动。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其董事长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任，其余董事包括学术界名人、尤其是重量级的产业界人士。在此结构下，根据产业需求的变化确定研发创新方向，转变策略和措施。

五是重视产业研究而非单纯地技术预测。工研院基于深入的产业研究，不仅把准和吸引了产业领军人物，还为后续的知识产权布局提供了基础，为后续的产业布局提供了前提。在项目选择机制上，将产业需求与前瞻性研究的结合，调查企业实际情况、邀请产业界及学界专家参与评审，或者以业界参与合作的方式确保符合产业需求。

六是强调技术整体扩散而非单一技术转移。工研院进行的大都是前瞻性和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开发成功以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向企业转移，强调集中引进和研究开发技术，向产业界转移和扩散。如技术转移（1是针对个别企业的技术合作与技术服务，2是针对多家企业的共性技术研发，是前瞻性技术研究）、成立衍生公司、孵化创新企业（成立了育成中心和投资公司，提供场地和部分初始投资，通常将一部分股权或捐赠作为对工研院的回报）。

七是开放式创新而非封闭式创新。工研院研发注重与学术界、产业界错位进行，技术研发机制主要包括自行研发、技术引进，以及与产业界、学界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基础研究主要由学术界来承担，生产技术及配合销售则尽量由产业界完成，工研院则关注前瞻性和共性应用技术的研发。但是，它与学术界、产业界又是紧密合作的。

八是知识产权与激励机制明晰。工研院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以促进技术向企业转移和产业化为目标，在既尊重自身的知识产权，也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基础上，确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转移办法。工研院员工的发明、创作、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归工研院所有或可以优先实施及使用；工研院委托或接受委托，以及与他人合作研发技术项目时，其知识产权的归属依合同约定。每年都举办年度科技大奖，加强前瞻研究奖励、创新应用研究奖励、强化智权奖励、柳荫奖等；凡专利商业化且授权成功者，研发人员每一年都可分得高达25%的授权金。

美国的“全国制造业创新研究网络”主要面向企业、大学、社会，提出由联邦政府出资10亿美元，在10年内创建15个（后增加预算增至4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IMI）。IMI是以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为蓝本，美国将建立15个独特的研究所作为区域制造业创新中心。每个创新制造研究所将由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独立运行，组成公私伙伴关系，旨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促进产业界、大学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投资。其活动包括应用研究和示范项目，以减少商业化新技术的成本和风险。其目标是开发、展示和商业化国内生产的新产品和新工艺，以及为提升国内制造能力培训各种技能水平的制造业工人。

IMI的合作伙伴包括企业、大学、科技实验室、非营利组织、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等。原则上，每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得到联邦政府资助7000万美元以上，非联邦政府及其他机构以大于1：1的比率提供配套资金。在初期，以联邦政府资金投入为主，两三年后逐渐减少，研究所的私人部门资金增多；5至7年创新研究所通过会员费、收费服务、合同研究、产品试制等方式获得收入，逐步实现自负盈亏。每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成立一个独立的董事会，核心企业、高校等领导人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长往往由关键企业领导人担任，负责研究所的运营，是一个区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其研发推广活动集中于某一种前沿性技术或流程，注重技术优势与产业优势的无缝对接，建立一个产业集群，共享关键设备和基础设施，并进行职业培训和提高员工技能。

从以上的案例中，我们能够进一步看到，IMI成功的关键因素有这么几点：一是非盈利的机构性质，不仅有利于政府予以财政资助，还有利于确保机构在产业中的独立性及公信力；二是以应用研究、产业化示范为主间或人才培养、社会投资等的功能定位，不仅能够打破创新链上最薄弱的一环，还能向产业输送最关键的创新资源——人才；三是企业化的组织运行方式，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创新资源的高效循环及配置；四是前期政府为主以后逐步减少的投入机制，不但符合公共财政培育市场的宗旨和规律，也符合现代科研、创新机构的发展规律；五是自我造血的发展机制，这证明了一点，一个一直需要政府输血的创新平台都是伪命题。

目前，我国三大类别的新型研发机构已分别涌现出一批建设成效显著的典型代表。研发为主的新研机构致力于前沿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实现前沿技术突破性进展和自主创新能力跨越式提升，如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转化为主的新研机构专注于推动原始创新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实现从“创新”到“创造”的转化，如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全链条综合型新研机构集科研、产业和资本于一体，在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的同时培育出一批优秀的创新型技术和企业，如武汉新能源研究院。特别是浙江的之江实验室、良渚实验室、西湖实验室、湖畔实验室，围绕当前浙江省大力推进的“互联网+”、生命健康等产业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了多项前沿技术突破，形成了以浙江发展需求为导向的新研发体系。同时，龙头企业、科学家等主体逐步成为建设新型研发机构重要力量，如湖畔实验室由阿里巴巴达摩院牵头建设，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由从杜克大学、牛津大学归国的5位博士创立。

表：我国近年来涌现的典型新型研发机构

一是在发展机制上，处理好政府、市场、产业、企业以及机构之间的关系，核心是从政府“输血”到产业“造血”。重点围绕哪些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哪些是政府培育市场、哪些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哪些由产业群体突围、哪些由龙头企业重点突破、哪些由院所主导，建立完善“产业导向、市场牵引、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院所支撑、机构加持”的发展结构与发展机制。从技术生命周期上来看，政府重点加强对产业技术中前端（基础研究、共性技术、中试加速）的支持，中后端（商业应用、转移转化、产业化）更多地需要交由产业企业和市场，产业企业与高校院所需要有更多的股权纽带、商业关系与生态关系。前期政府加大投入支持，中期实现财政资本、产业资本与社会资本平衡，后期以自生发展为主。

二是在功能定位上，处理好智力资本开发、技术研发源头、科技创业原点、资本杠杆作用、科技服务集成、产业组织促进之间的关系，核心是从“单打一”到“组合拳”。一般而言，新型研发机构具有“有人才集聚、有技术源头、有创业流量、有产业组织、有科技金融、有科技服务”等特征，也就是以人才培养与流转为基石，将研发创新、科创孵化、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集成、产业组织等功能有机结合。具体而言，强化技术研发与技术熟化、创业孵化与产业育成、成果转化与人才流转、科技金融与科技服务等功能，促进硬科技研发与高科技创业相结合、产业资本与财政资本相结合、企业家与科学家工程师相结合、新兴产业组织与科技服务集成相结合。

三是在运行机制上，处理好市场化运作、企业化运作、事业化运作的关系，核心是在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市场化产品之间寻找平衡点。无论是以往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四自”原则，还是近年来无级别、无经费、无编制的“三无”单位，抑或“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还不完全像事业单位”的“四不像”单位都是很好的尝试与实践，但并不意味着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一刀切”。某种意义上，新型研发机构需要时不同属性板块的综合体，不排除在整体上坚持市场化运作、企业化运作的同时，在局部坚持事业化运作。尤其对于基础研究或者是人才吸引力薄弱地区，采用“一家两制”是需要的。一般而言，在纯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可在局部实施事业化运作；在准公共产品以及成熟产品供给方面，坚持企业化运作、市场换运作机制。

四是在管理界面上，重点处理好外部监管、院所治理、项目管理间的关系，核心是从“管控”到“治理”。这三大界面，核心是主管部门与机构之间的外部监管关系、机构本身的院所治理以及项目管理的关系。从外部监管而言，往往是投入结构决定治理结构、产业导向决定资源配置、考核机制决定目标管理、机构属性决定监管模式。从院所治理层面来看，更多涉及到决策机制、咨询机制、管理机制、执行机制、组织结构等。一般而言，是坚持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赋之以专家委员会，以及行业院所条件平台（以研发创新及产业化为主的中台）+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以产业组织与科技服务集成为主的前台）+支援部门的结构（以产业研究与职能管理为主的后台）。从项目管理侧重于微观管理，包括选题机制、研发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转化机制、盈利机制等。

五是在创新链条上，处理好产业化、转移转化、中试育孵、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核心是从中端向前端、后端延伸。不仅需要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商业应用研究、商品开发、工艺开发、产业化基本覆盖的基础上，需要结合自身情况突出重点和特色；还需要从正向的链式创新，到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再到垂直型的创业式创新。如以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基础性和应用基础性技术研发；国家工程实验室为整个产业发展提供关键、基础共性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将科研成果转化为适合规模生产需要的共性技术；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偏向促进产业共性技术的工程化、产业化。新型研发机构更多地在以往共性技术研发组织向前端和后端衍生，实现技术创新前端、终端、后端的贯通。对于很多地方而言，新型研发机构一定是立足制造根基、面向产业技术、抢占科技前沿，实现前中后端的贯通，尽管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做法，最终用“四尖经济”（针尖产业、尖端科技、拔尖人才、顶尖平台）带动“四新经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

六是在主攻方向上，处理好“根技术、干技术、茎技术”之间的关系，对于不同技术提供不同的资源配置与服务供给。如果将根技术、干技术、茎技术，基本等同于前端的基础研究与基础共性技术、中端的关键共性技术与瓶颈技术、后端的一般共性技术与工程技术，那么前端投入以政府和买单为主，中端投入以政府和行业投入和买单为主，后端投入以企业投入和买单为主。作为新型研发机构，在成果转移转化及产业化过程中，输出的方式方法亦不相同。

一是优化顶层设计。它的运作主体应该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乃至法定权限的社会企业或社团法人，而非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或者完全的盈利性企业。坚持政府引导的企业化运作机制，当然在局部可以“一家三制”，用商业手段解决创新市场失灵的问题，做一个非盈利却能够盈利的社会企业，而不是政府的吸血虫。它不是政府的、高校院所的、事业单位的本身或者延伸，而是一个能够为行业提供共性技术、公共服务的社会机构。这期中，制度设计是根上的问题。如果是事业单位，大家都愿意当研究员、当所长、当院士、拿诺贝尔奖；如果是企业，大家都愿意成为产业技术领军人物、科技首富；如果是民办非企业，则不清楚最终要成为什么，反正一开始就“四不像”。台湾工研院是财团法人，但大陆没有这种制度安排；北京搞了很多民办非企业，目前看来很难搞下去；深圳搞了很多事业单位，做的最好的目前要改制没人敢批准也不做声；而南京居然坚持按企业法人走，上来就要解决产权问题。需要在三个层面实现“一家多制”：一是在实验室层面，实现所有权与运营权分离、建管分离，主要是实验室资产经营公司与实验室管理运营公司分离。二是在下设研究所或实验室层面，偏基础研究、没人愿意做的可以国有公营；对于中间投入大的、但具有产业前景的国有民营，还有一种完全是民有民营。三是在项目层面，在立项环节就处理好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的分离。在这种结构下，在治理层面自认形成出相应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执行机制。此外，它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生态，而不受哪个企业、哪个机构、哪个利益集团所左右，而是对整个行业发展负责，并且在空间上专业集聚、生态扎堆。

二是明确功能定位。作为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尽管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又不是手脚太长的。一般而言，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创业孵化、技术服务、人才集聚、科技金融等是需要的，而后端的产业化一般较少。目前，很多地方往往是结合不同的行业特点、区域实际，具有不同的内涵、功能及其表现形式。但无一例外的是将产业链、创新链、资本连、服务链有机结合、互联互通，从产业生态到创新生态中来，再从创新生态到产业生态中去。这要求，该组织的操盘手是一个具有战略科学家视野与企业家精神的产业组织者。进入大科学时代，具有超然洞见力、号召力、影响力的战略科学家是需要的，能够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无的企业家精神是需要的，关键在于产业组织能力。

三是搭建新型平台。在以往开放实验室、行业技术创新平台、技术熟化中心、投融资平台、创业孵化平台、中试基地等基础上，加强概念验证实验室、场景模拟实验室、众包研发平台、跨国技术转移平台、离岸创业孵化平台等新平台搭建。

四是优化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发展机制、决策机制、投入机制、激励机制、技术转移机制等方面。在发展机制上，一般是强调开放合作，主要是政、产、学、研、金、介、用多方共建，越开放越创新，越创新越开放。这其中，政府不要觉得给予财政支持了，有点不舍得、不甘心、不放心的感觉，而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去做。在决策机制上，一般包括治理层面的和项目层面的，核心是董事会/理事会与管理层、不同部门、项目层纵向的领导、决策、管理、执行等方面的关系。一旦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式的运作机制，这个创新平台的宿命往往是越往后搞得越庸俗化发展、没有生机和活力。在投入机制上，主要是各创新主体怎么投、投多少，尤其是政府机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投入多少。无论是上述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以及大家所了解的台湾工研院所接受的外部环境，就是很高的借鉴。在激励机制上，主要包括对管理层、项目层在管理、科研经费、成果转化、产业化等方面的激励，有些是政策层面的问题，有些是体制机制的问题。美国在这方面，主要是针对科研、创新人员利用财政资金研发创新所产生的知识产权、技术成果的各类产权的相应制度安排，已经非常成熟了，国内目前也在逐步试点和放开。在盈利机制上，核心问题到底是靠财政资助、横向课题收支、成果转化、社会资本等方式，还是其他的形式、有何主次。从目前成功的案例来看，这些虽然都是需要的形式或方式，但在发展时序、发展阶段上各有侧重。再就是技术转移机制，到底是成果转移转化、专利技术交易、技术服务、专利技术作价入股、还是科研人员独立创业等。最直接的当属科技人员创业，在研发和产业化愈发难以隔离的今天，“技术跟着人走”已成为技术转移最大的、最需要、最有可能成功的实现形式。

五是优化创新策略。对于很多地方而言，局部抢位领跑依靠的是科技创新，主体站位并跑依靠的是产业创新，优势补位跟跑依靠的是产品创新。在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创新、创业等等都是需要去试错的，但不能试无畏、无限的错。关键在于产业组织创新，也就是说不要用线性的思维，把科学家变成创业者，再变成企业家。而是通过产业组织把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投资人等组合在一起，有些试错和弯路是不可避免的，有些试错或弯路是没有多大意义和必要的。我们需要通过全新的组织方式，促进质优创新资源与产业要素结合，促进研发生态、创业生态、服务生态、产业生态有机结合，系统性地降低研发创新、创业创新产业创新风险。在整个创新过程中，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参与，以及企业家的偏执特质、认准了就干的创业者气质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产业组织者组织能力，科技创新将是“窝里横”的闭门造车。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需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抢占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快推进研发、孵化、转化、产业化一体化建设，推动市场、企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被称为“四不像”的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一种新的研发组织形式，凭借市场化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专业化的研发和服务体系，已成为新经济时代引领新研发、促进硬科技创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将在原创技术成果从知识到论文，到专利，到产品，再到市场的整个过程中起到关键的融合和承接作用。新型研发机构之所以“四不像”、之所以与众不同、之所以备受追捧，在于跨界、在于综合、在于超边际，核心是借助想象力、洞见力、创造力、行动力系统升维和创新迭代。

——想象力。想象力基于一定灵感的悟性。按照禅宗的逻辑，人的悟性从渐悟、顿悟，最后到神通。“渐悟”是指经过内心空灵状态下，长时间思考而领悟；“顿悟”是指对于一件事物或道理，因为某种因素或缘由而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神通是悟的结果，自由、自觉、自在。无论是新新研发机构里的科研原型、商业想法，以及科研计划、商业计划，还是概念验证、技术验证等等，这些近似“修禅”的目的就是突破迷妄，使隐藏的活力得以自由地展开，让内心一切创造的动力得以自由的发挥。正如苹果前CEO乔布斯，他以为很多富有洞见、创见的产品，其灵感来自于禅宗的影响，尽管他的激情让他很难实现真正的涅槃。新科技高度唯有插上新文化底蕴的翅膀，才能产生新经济的活力。

——洞见力。最具洞见力的五类人物分别是变革创业者、战略咨询师、战略科学家、天使投资人、社会企业家。这其中，对于变革创业者，能够根植商业实践与创业切入，洞察市场机会、行业机遇之所在；对于战略咨询师，能够根植咨询实践，把握产业演进之势、创业之道、企业成功之律；对于战略科学家，能够根植科学研究，对技术未来发展具有超前的预见能力；对于天使投资人，能够根植投资实践，对未来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对于社会企业家，能够超越商业利益，能够更叫超脱地看到未来市场与新经济发展空间。这些人则是新型研发机构所需要的链接的。

——创造力。在生态观条件下，各类创新主体、资源要素都积蓄着不同的能量，一旦越过发展的“奇点”，产业就会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的爆发式增长，新商业模式、新业态、新物种不断涌现。创造力来源于独立的怀疑精神、多维跨界的视角、科学严谨的逻辑、丰富深刻的视角、外修内链的践行。新型研发机构需要将东方式的形象思维、系统思维、直觉思维、螺旋思维、模糊思维以及整体方法论主义，与西方式的抽象思维、分析思维、逻辑思维、直线思维、实证思维以及个体方法论主义相结合，不断提升创业创新人才、产业组织人才以及战略科学家的创造力。

——行动力。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不是通过理论得理论、通过文献得文献、通过论文得职称，而是更具实践与体验，寻找理性上与行动上的支持，心动即行、认准了就做。所有的新型研发机构，需要更加强调无中生有、有破有立、心动即行的创新精神，志存高远、独立人格、知行合一的品质品格，最终在研发创新、创业实践、产业化一体中“改变世界”。